这是韩国政治的痼疾，也是韩国政治的结构性问题，有着强大的惯性动力，很难在短期内能够改变得了。总统不是身败名裂，就是投身自尽，各级官员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本上讲，这些都源于韩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架构。而朴元淳之死，必然也会在韩国社会引发较大震动。
大致来看，韩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架构有着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传统封建儒家思想的延续。
韩国虽然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在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上，表现出的却是民族性中最根基的部分，即长期的封建思想浸润与儒教传统的继承。如长子文化、孝悌文化、忠实与追随文化等都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东方传统中的“耻”文化更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政治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延续，当然不能脱离这一文化的束缚。以死明志、以死保节、自我放逐、以死结束一切争斗与诉讼等想法，也是这一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韩国的政治生态中，经常能够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少政客失败后经常会选择出国访学、到寺庙短期修行等方式，以求休养生息、寻求东山再起的例子。而在遇到极端的情况下，如本次朴元淳市长面临的性骚扰指控，由于可能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政治生命即将宣告结束的情况下，而选择结束生命来寻求解脱。前总统卢武铉更是在家人被控涉嫌腐败时选择跳崖这一极端方式。同样，也有一死来求得家人或政治集团解脱的想法。因为，韩国法律规定，被诉人死亡，诉讼主体消失，则无法采取进一步的举动。
其次，社会环境因素。
韩国的政党文化是精英政治与派系政治，政党或派系都系于一个或极个别人身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韩国社会也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强大的派系文化。韩国的政府、大企业，甚至个人生活中无不如此。相应地，派系的精英领袖则要担负起更多更大的责任，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精英的存在意味着党或派系的存续，而精英的消亡则意味着退出政治舞台。因此，从韩国民主政治发端的“三金”（指金大中、金泳三、金钟泌）时代开始，就能看到政治精英不断重演国外流亡然后又回到国内开展斗争的例子。因此，派系或政治斗争则呈现出“擒贼先擒王”的特点：把最核心的精英搞明白了，后面的则不是问题。因此，针对政党或派系领袖，反对一方则无所不用其极。如朴正熙时代，朴正熙就曾动用中央情报部力量绑架金大中，本意是要杀害金大中，但因美国情报力量的介入，最后导致金大中摔断一条腿。具体到朴元淳市长自杀，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从时机来看，性骚扰指控的时机实在令人寻味。无论真相如何，也能了解到韩国政治斗争的残酷。
再次，西式制度的植入与调适阵疼。
韩国的政治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强行植入的结果。韩国的政治架构，包括宪法在内，是依照德国宪政架构建立起来的。然而，对于一个有着浓厚东方色彩的国家而言，最早的韩国是受左翼势力影响非常大的国家，只是由于后来韩国建立起了保守政府，经过多轮的政治屠杀与肃清，左翼在年代之后才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先不论其好坏，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成果融合需要相当长的调适期，期间也会付出相当大的社会成本，最大的例子就是政治追随型的政治生态与普选的深入人心，其实两者是悖离的，因此也导致对政治领袖的极端绞杀。后来韩国的政治发展又受到美国的强大影响，其政治与军事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操控。受美国支持的右翼自然与左翼在政治斗争上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朴元淳作为进步势力共同民主党中的“更左”人士，其做派自不为所容。从朴元淳市长自杀后的韩国网民评价中，斥骂的人相当之多，也能看出来这种分裂。
第四，党内竞争生态堪忧。虽然阴谋论还没有大的市场，但朴元淳之死，确实让人联想颇多，也预示着共同民主党未来的道路不会过于平顺。在如何处理对朝问题上，文在寅政府已经撤换了对朝决策三大机构的领导人：国家安保室长、统一部长、国家情报院长。而这三人，在韩国的政治评价中，均有着“进步偏保守”的评价。被撤换掉的青瓦台安保室长等人，也被认为是与民主党内诸多大佬颇有渊源，而被撤换则意味着政策上的转向。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朴元淳自杀身亡，一定程度上会激起党内不同派系间的分化组合。受到冲击的朴元淳市长势力会重新组合，其走向会影响党内生态，更会影响未来的总统竞选。相应地，如果阴谋论流行起来，则不可避免地会让人认为这种党内竞争模式是否“过头”，进而向某位大佬开刀。如此以来，党内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而被击败的保守势力自然也不会放弃如此好的翻身机会，如何利用这次事件再打回政治舞台中央，打出个翻身仗，当然要做尝试。
小舞台唱大戏，永远是韩国政治的特征。一切出乎意料，永远超出韩剧编剧的脑洞想象，才是韩国政治的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