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一天的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被发现时已经自杀，他留下一封只有70字的遗书：“向所有人说声抱歉，感谢在我生命中与我同行的所有人，对不起我的家人，我只给你们带来痛苦……”自杀前一天，他被前秘书指控性骚扰。根据韩国法律，接受调查的嫌疑人死亡，检方将以缺少公诉权为由不起诉，调查也随之终止。
性骚扰罪不至死，朴元淳给自己定的罪比法律大，他更像是死于韩国的“耻感文化”。
几个月前，疫情发生时，一名参与防疫的韩国官员，跳汉江自杀；年总统卢武铉因亲属涉贪腐跳崖自杀。这个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年议员鲁会灿因涉嫌收取非法政治献金万韩元而跳楼自杀；年岁月号沉船事故，获救的学校校监因内疚上吊自杀；同年京畿道音乐会看台坍塌，致16人死亡，一名负责安全事务的吴姓官员跳楼自杀，死前在社交媒体上称：“对死者及其家属，我觉得非常抱歉”……
韩国媒体还经常报道某官员引咎辞职，这个“咎”，就是愧疚的意思，韩国官员都是民众选出来的，做了对不起民众的事，感到愧疚，有罪，选择辞职或者自杀。
韩国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相当程度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二战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为给对日政策提供理论支持，专门写了一本研究日本国民文化的书《菊花与军刀》，在她看来，西方欧美国家属于“罪感文化”系统，日本属于“耻感文化”系统，耻感文化是日本的文化模式，也是他们的精神动力——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如果一个人，既不属于“罪感文化”，也不属于“耻感文化”，做起事来既不怕上帝，也不怕鬼神，这样的人该有多么强大，又多么可怕。
“耻感”源于群体评价，当一个人的行为不被群体里其他人认可，就会产生强烈的耻辱感，自杀这种极端方式，可以理解为努力洗刷身上背负的耻辱。朴元淳是共同民主党政治明星，连任三届首尔市长，政治上是仅次于文在寅的韩国第二号权势人物。他身上背负的“耻感”比普通人更多。
“耻感文化”的一部分源自于中国儒家文化。日本飞鸟时代（-）大力引进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中的“礼义廉耻”，被日本吸收化用。
“知耻”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把“知耻”列为修身之本。他的学生子贡问：怎样做才算“士”？孔子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有耻，是“士”的前提条件。孟子更进一步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没有羞耻心，连人都算不上。
有畏罪自杀的，有抑郁自杀的，未闻有“知耻”而自杀的。耻感文化离开它的发源地国，在日本韩国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人们还记得武汉疫情肆虐时，朴元淳在视频里说的那段话：“五年前，首尔因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遭遇痛苦时，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现在，该是首尔报恩的时候了。首尔市政府愿助一臂之力。武汉加油，中国加油，首尔支持中国！”
几个月后，他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唏嘘。